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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祖光——永不熄灭的生命之光
2005-11-24 00:00   <a href='/ShowCopyFrom.asp?Cha 审核人:

初秋的哈尔滨天高云淡。教师节前夕,哈尔滨工业大学,绿树成荫,芳草萋萋,整洁而充满活力的校园里,一幅幅红色的标语格外醒目——“继承马祖光院士遗志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以马祖光为榜样 为祖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向马祖光学习 厚德博学为人师表”。这一切告诉记者,马祖光虽然离开这里一年多了,但是,这里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怀念他。马祖光依然活在人们的心中。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马祖光生前生活奋斗了53个年头的地方。记者在这里见到了他昔日的学生、同事、领导、朋友、邻居和亲人。提起马祖光院士,他们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在他们的心中,马祖光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是科学技术的铺路先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老师学生的良师益友,是妻子眼中的真情好丈夫。在生活中,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他的人生理想又是那么的意境高远;在事业上,他总是那样的默默无闻,但他在激光领域的卓越贡献足以惊天动地。马祖光默默地走了,就如同他默默地来;他的故事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淡出人们的记忆,如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至亲至爱的家人;他的生命之光也不会随着他的离去而熄灭,就如同奥林匹克的圣火,注定要代代相传。为了中国的“光之骄子”马祖光1928年4月11日生于北京。青少年时代的他颠沛流离,饱经战乱的艰辛。1950年,马祖光从山东大学毕业后,怀着一腔热血奔赴东北,来到哈工大投身于祖国教育科研事业——当物理教师,同时在研究生班学习。次年,担任学校新组建的“物理教研室”副主任。在此后的50多个春秋里,他刻苦钻研,不畏艰险,用毕生心血为哈工大的发展,也为中国激光技术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58年,根据国家需要,哈工大创办6个新系,马祖光负责创办核物理专业。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马祖光还患有心脏病,腿脚经常浮肿,但他怀着为祖国干一番事业的满腔激情,率领师生连续苦战,克服了饥饿和疲劳的折磨,终于使这个专业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经过7年的艰苦创业,马祖光领导的核物理专业成为当时哈工大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之一,培养出来的学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为此受到钱三强的称赞和支持。马祖光凭借吃苦肯干的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为核物理专业打下了“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好传统,成为全校最年轻的学科带头人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激光作为“光之骄子”刚一出现,便在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头脑敏锐的马祖光立即预见到了这项技术的广阔前景。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及 “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中国经济濒临绝境。刚从“牛棚”出来的马祖光没有畏缩,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驱使他一定要创办起激光专业。虽然他的核物理底子比较厚,但激光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为了快速掌握新知识,马祖光废寝忘食钻研国外激光文献,掌握最前沿的知识,并在专业师资队伍培养和理论研究上狠下功夫,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当年和马祖光一起创业、共事33年的王雨三教授说起那段岁月时眼含热泪,感慨万千。他说:“在一个雪花漫天飞舞的日子,我们几个人和马老师推着手推车到哈市香坊区的一个废品收购站买旧的蒸馏水玻璃瓶。回来的路上,马老师抢着拉车。他脸上淌着雪水和汗水,浑身冒热气。一帮人有说有笑,气氛特别愉快。我说马老师是‘老马识途’‘老马驾辕’,其实,马老师那时就有心脏病。现在想起来,真是心酸后悔啊!我们几个都比他年轻至少十来岁,当时如果知道,说啥也不能让他拉车呀!”经过努力,马祖光与同事的研究很快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参与了多项重大国防课题攻关项目,研制成功的几种型号的激光器得到专家们的一致称赞,在国防科工委、航天部多次获奖,为我国“八五”、“九五”期间研制激光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哈工大成立了激光研究室,1987年成立了“光电子技术研究所”,1993年依托光电子技术研究所建立了“航天工业总公司哈工大光电子技术开放实验室”,1994年,经国防科工委批准,立项建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奖设立以来,这个学科共获课题40多项。“九五”期间,承担了10多项总装预研课题和“863”计划课题。2000年,国家对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进行评估,他们在“电子元器件与技术”领域排在第二位。许多来自发达国家的同行在参观了哈工大光电子技术专业实验室后惊叹:你们这个专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快的进步,令人赞叹,真是奇迹!就这样,马祖光与同事们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一个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实验基地,带出了一支全国过硬的科研队伍。马祖光为中国的“光之骄子”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也收获了累累硕果:马祖光历任哈尔滨工业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863”激光领域第一批领域专家、顾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黑龙江省光学学会理事长。他是航天部一等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多年来,马祖光共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项(四等),国家发明专利1项,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9项。在中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41篇,编撰著作3部,培养博士生27人。1981年在德国汉诺威大学首次在世界上实现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发射谱,同时发现Na2910nm、0.93#m-um、104uJm-1.16um、2.50um-2.56um近红外四个新谱区。1983年在国内首次实现Na22.54um近红外激光振荡,作出束缚—束缚分立结构光谱及光栅调谐效应。1984年在国际上首次发现Li2第一三重态吸收谱:390um区吸收谱、B—X异常谱带及多条兰绿区受激发射线。1985年在国内首次实现S2激光,并在国际上首次在光谱学中提出间接光泵跃进机理。撰有《紫外泵浦Na2 (B3∑g)—Na2 (X3∑u)的发射光谱》《Na2中紫外准分子发射》等论文,编著有《激光实验方法》,译有《原子核理论》等。……马祖光不愧为中国的“光之骄子”。“请允许我这个中国人试一试”1980年9月,马祖光来到了有150年校史的德国汉诺威大学。这所大学曾培养出许多世界闻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不久,马祖光根据自己阅读的大量文献以及本人深厚的理论知识,选择了钠双原子分子三重态跃迁课题。这是被预言为近红外激光发展中的一个世界难题。德国科学家对马祖光选择这个课题感到十分吃惊并表示极大怀疑,认为他“不自量力”,他们说:“这项研究,美国、苏联、法国、德国、意大利过去都搞过,没搞出来;我们汉诺威大学也探讨过多年未获得成功。你就不要做了吧!”马祖光不信这个邪,他心中升腾起强烈的民族自尊感,“中国人怎么了?难道中国人就比外国人笨吗?”他下定决心:“我们不能吃别人啃剩下的面包!跟在别人后面走,永远也不会有自己的东西。外国人搞不出来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就搞不出来。这口气一定要争!”他满怀信心地回答对方:“请允许我试一试。”马祖光事后曾非常激动地回忆说:“和现在世界上先进国家比较起来,我们是落后了不少时间。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是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我们作为炎黄子孙绝不能愧对我们的祖先!只要我们加倍努力,就一定能够迎头赶上!”马祖光坚持自己选择的题目,不曾想却招来了德方对他工作条件上的限制。学校不准他白天使用实验设备,只能在晚6点至早9点这段时间使用,而这正是人们应该休息的时候。面对困难,马祖光没有退缩。已经过了知天命的他,以超出别人几倍的工作量拼命地干着。为了延长实验时间,他把下班的时间一再向后延,半夜,常常赶不上12点的末班车,只能步行几里地回到住处。睡不了几个小时,又起来赶在他人上班前去做实验,干完后还要把实验设备归回原位,以不影响别人做实验。马祖光在与时间赛跑。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他把生活中所有能压缩的事情都压缩了。德国朋友多次邀请他去游览汉堡、慕尼黑,他总是婉言谢绝。他甚至没有时间吃饭,那段时间,他经常吃的是清水煮挂面。马祖光相信没有攀登不了的科学高峰。他每天一走进实验室就忘记了外面的一切,只有一个心思:实验,不断地实验,失败,再实验。6月8日,马祖光首次观察到三条强光发射,通过计算和测量,他断定这是产生三重态跃迁的前兆。但是,德国科学家说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原子谱线,还奉劝马祖光不要再继续浪费精力了。实验室负责人要求他改变课题,7月8日,让他停止实验。“希望就在眼前,难道就此夭折吗?不!绝对不能!”马祖光要求再给10天时间,对方看他态度坚决,只好勉强同意了。10天,满打满算也只有240个小时,对只能利用早晨和夜晚来实验的马祖光而言,就更加紧张了。他把分分秒秒都看得十分宝贵。睡眠时间被他缩短再缩短,一日三餐压合成两餐。当时德国人每周工作5天时间,而马祖光却把节假日和星期天都用来工作。在苦战了5个夜晚后,眼睛熬红的马祖光终于发现了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Na2的新的近红外连续谱区!一瞬间,马祖光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那是德国的午夜12点,正是北京时间早7点,祖国的太阳刚刚升起。早已进入梦乡的汉诺威城一片寂静。马祖光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大步流星地回到住处,打开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早晨好!今天是7月13日……”来自祖国的声音,让马祖光感到格外亲切,他兴奋地流下热泪。回国后,马祖光时常回想起那激动人心的一刻:“我和伟大祖国共同迎来了新的曙光。从那时起我就发誓,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出科学最前沿的工作,我们有能力和世界各国科学家争个高低!”“这个荣誉应该属于中国!”马祖光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他从不会计较自己的名利得失。可是,这一次却是个例外。马祖光不仅争了,而且争得毫不客气。那是在马祖光发现Na2的新的近红外连续谱区之后。汉诺威大学的德国人认为,马祖光做出的成果利用了德国的实验设备,成果理所当然首属德国。于是在马祖光发现新光谱后写出的论文上,他们不客气地把马祖光的名字放在第三位。对于德国人的这种作法,马祖光不干了,他对研究所负责人说:“这个发现,不是我个人的事,这是中国人做出来的,这个荣誉应该属于中国!”最后,德国汉诺威大学研究所所长不得不写下了这样的证明:“发现新光谱,完全是中国的马祖光一个人独立做出来的。”事后有人问马祖光:“你在国内从来都把名看得那么轻,怎么在国外就把名看得那么重?”马祖光说:“这很简单,在国外我争的是国家的声誉、中国人的尊严,而在国内我让的是个人的名位。在国内我可以不要名,但在国外,国家的声誉、民族的利益是一定要争的。我相信别人在这个关口也会这样做的。”1981年11月,马祖光带着丰硕的科研成果以及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他说:“人家的条件再好,也不如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我们越是困难,越是要使出最大的力量来建设好自己的国家。特别是要教育孩子们,要有这种志气,要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的名誉不算什么”以马祖光在我国光学领域做出的许多重要贡献和在国内外的声誉,他的学术造诣早已达到“院士”的水平了。早在1996年,著名科学家王大珩院士来哈工大考察时就说:“小马(马祖光)该申报院士了。”然而,在科学难题面前从不畏惧的马祖光,面对“院士”这个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 “退缩”了。从1997年开始,哈工大两次为马祖光申报院士,他不但不同意申报,还让助手把申报材料从校人事处追回来。“我不够院士水平,要报也要报年轻同志。”1999年,推荐院士不需要本人签字,学校直接将马祖光的材料寄了出去。马祖光知道后,竟十万火急地用特快专递给中科院发了一封信:“我是一个普通教师,不够推荐院士条件,我要求把申报材料退回来。”2001年,新的院士评审规则要求申请者必须签字。当时,学校很多人都做过马祖光的工作,可他就是不签字。在申报期限的最后一天,人事处只好“搬出”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李生做工作。“开始时马老师仍然‘不买账’”,刚刚从党委书记职位退下来的李生回忆:“马老师坚持认为,他年纪大了,评院士没有意义了,一生只求无愧于党就行了。没办法,我只好下‘命令’,可是马老师还是不同意。”李生又和他谈起了学校的党建工作,这勾起了马祖光对入党以来的美好回忆,说:“我一辈子服从党组织安排……”李生立即接过话头:“那你就再听从一次。”在这种情况下,马祖光才签了字。中科院在审阅马祖光的申报材料时曾产生疑问,作为光学领域知名专家,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可在他的许多论文中马祖光的署名总在最后,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他“有名无实”?经过一番调查,终于揭开了其中的“秘密”。同事刘国立经常回想起和马祖光在一起的一段经历:“那年马老师让我出席全国激光会议,并宣读《紫外激光激励钠二聚物的2.50-2.56微米激光》论文,这是根据马老师提出的理论首次发出激光、居世界前沿水平的研究成果撰写的,马老师做了很多工作,论文第一署名我当然写他。可上台演讲之前,收到马老师最后修改的论文,我的名字赫然列在第一,他的名字却排到了最后。”时隔几年,老教师王月珠说起当年那一幕,话语中仍然充满敬仰难抑激动:“马老师刚从德国回来时,他把自己在国外做的许多实验数据和照片交给我,让我测试。事实上我只能算是帮他验证一下而已,光论文他就改了三四遍,我便把他的名字署在了前面,他坚决不同意,最后还是把他的名字排在了最后。”这种署名“纠纷”,教研室的每一个人都遇到过。同事们说,许多教师和研究生的课题都是马老师亲定方案、亲自指导、亲自检查,按理说,名字署在第一位是正常的。可每次,他都把别人排在第一位,把自己的名字排到最后一位,别人改过来、他勾过去,反复多次。根据教研室的规定,通常需要马祖光对发出的稿件进行最后把关。所以,马祖光每次把关时都将封皮一换,最终把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后。马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事业重要,我的名不算什么。”很多人无法理解马祖光的做法:“全国、全世界的科学界都是这么做的,你偏偏这样固执,不觉得太亏、太累了吗?这是你应得的呀!”对此,马祖光有自己的解释:“没有大家的努力,什么事儿也做不成。做学问也好,做事情也罢,首先一定要做一个高尚的人,顾大局,让荣誉,要具有无私、无畏的精神。”2001年,马祖光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在为他举办的座谈会和电视专访中,马祖光一再谦虚地说,这是大家的功劳,没有全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与忘我的劳动,我马祖光再能干也当不了院士。“做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马祖光严谨治学,精心育人,培养出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好学生。学生们都知道,马老师对学术研究中的虚假、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要想在马老师那里搞歪门邪道,实验糊弄,混文凭,是绝对不可能的。做马老师的学生,首先要学会的是老实做人。两个数据可以证实的实验,他会要求采集更多个数据。在实验过程中,他对每一个操作细节都要求得十分严格。他常常讲起一件小事:有一次他到外单位的实验室参观,看见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竟然用嘴吹仪器上的尘土。他说,这些看起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于精密的仪器,有时极轻微的变化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违背了科学精神”。2002年,74岁的马祖光陪同博士生做“毛细管放电”课题试验。试验一做就是6个小时。博士生被导师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感动得落泪:“马老师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实验室,眼睛时刻盯着测试仪器,数据出来的时候已是晚上10点多了。天下着雨,我搀着马老师,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到他家门口时,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一阵发酸:导师啊,多像我的父亲……”“做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要能经得起别人的考问,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电子工业部委托马祖光主编一本激光统编教材。他多次召开编者会,要求取材一定是当今最新成果,每个定义、概念要准确恰当。他再三嘱咐:“千万不能误人子弟。”25万字的书,几易其稿,他对每一章、每一节、每一页、每一行、每个字,都仔细推敲。当大家认为可以印刷的时候,他还建议再仔细看几遍,精益求精。他说:“严谨是做学问最起码的态度,可不能在知识界里当奸商啊!”他有时精益求精已到了“过分”的地步。“马老师培养学生一丝不苟,责任心极强”。每位博士生开题,马老师必须参与,帮助学生选题、分析、查资料。对学生的每个课题,他都挂在心上,查找大量的相关资料。学生常常说:“我们要做的课题所掌握的材料,还不如马老师掌握得多。”马祖光夫人说:“老马常常在夜里一两点钟的时候,还坐在床上看学生的论文。每个不准确的数据,不准确的英文翻译,从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他都用红笔圈出来。第二天让学生去修改,一遍不行两遍,直至再也找不出一点毛病为止。有好多次改论文,他夜里都犯了病。唉,他太累了……”外国留学生达尼做的是一个新领域的课题,他的论文马老师至少改了7遍,“最后基本看不出初稿的模样了,水平相当高。最后论文被刊登在一本国际权威杂志上。” 马祖光的学生陈德应说,“达尼让马老师署第一,马老师坚决不同意。”研究生们每次答辩,马祖光总要亲自参加。马祖光的同事说起这些事很感动:“博士生答辩的时间长,年迈的马老师从不迟到,不早退,常常一整天认真听,不断询问。有一段时间他的脚浮肿得很严重,正巧这时有个博士生答辩,马老师一定要坚持参加完答辩后再去住院。就在马老师去世前1周的时间里,他已感到很不舒服了,但还是连续参加了几个学生的论文答辩。”一次深夜做一个实验,同事们都劝他回家等着听汇报就行了,他毫不退让:“不亲自指挥,不亲眼看到,还叫什么试验!”一直坚持到凌晨结束。“我的一个博士生去请教马老师一个问题,他当时就说‘这个我不行,我帮你找别人。’ ”一位博士生导师对一件小事记忆深刻,经常拿出来教育学生。“一个大专家能用平常心对待自己,不懂从不装懂,不敷衍学生,这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能做到的。这是值得每个做学问的人学习的大师风范。”和马祖光共事30余年的王雨三教授说:“我每次制定或修订教学计划时,马老师必亲自参加,他一定要坚持两条:一是不能削弱基础课内容。二是实践环节要加强。光电子技术实验室永远都是向本科生开放的。即使在实习经费很少的情况下,学生们到天津、北京的实习也从未中断。他常说:‘我们不能误人子弟。’”曾是马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已担任教务处副处长的张中华说:“马老师作为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是先进的。他主张宽基础,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他知道我去教务处时,对我说,你在那儿工作,一定要抓好基础性教学工作。我到教务处后做的很多工作都是受了马老师教育思想的影响。”在哈工大,马祖光是呼吁博导、教授上讲台给本科生讲课的倡导人之一。就在他去世前1个月,他还应邀到二校区为学生作题为《做人与做事》的讲座。那天马老师已很不舒服了,老伴劝他:“你身体不好,二校区还挺远,就别去了。”可马老师说:“二区的学生都在等着我,我哪儿能辜负他们的热情呵。”讲座结束后,学生们围着这位平易近人的院士问这问那,他到家时已是夜里11点多了。记者采访所有和马祖光接触过的人时都听到同样一句话:马老师既是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又是德才兼备的教育家,他一生都在干事业,一生都在培养人。“对同志不该留一手”谈到马祖光高尚的学术道德,他的同事、学生都不由得流露出敬佩之情。刘国立回忆说:“1983年,激光实验室进口了一台先进的多种气体准分子激光器,一个兄弟单位派人来学习,马老师热情接待,他毫不保留地让人家看个够。那时在国内开展光谱研究的很少,有的单位研究的内容对外都保密。当时我们许多人都埋怨马老师,没有像他那样的大傻帽儿了。”他曾帮助安徽、上海、牡丹江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做了许多工作,毫无保留地为他们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资料。在他的帮助下,有的单位做出了重要成果。对有的科研单位间互相“封锁”、“保密”的现象,马祖光胸怀坦荡:“我也知道他们那样做不对,但‘楚人失弓,楚人得之’,都在中国,不算失。”老教师胡孝勇、尚铁梁对此也深有感触:大公无私,是马老师突出的美德之一。他为别人的课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花了大量的心血,这和有的人在学术研究中的种种自私自利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老师做了别人能做而没有做的事,这就是他的平凡和伟大。他做人真实、坦荡,从来不为自己的前途设计。马祖光把科学研究看作大家共同的事业。作为我国“863”第一批领域专家,他在国内学术界威望很高,并给教研室争取了多项研究课题。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哈工大激光教研室的绝大多数课题,都是在马祖光的指导下争取来的,并根据他的学术思想确定的。马祖光的心里装着一本账,哪个课题适合哪个同志干,他清清楚楚。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把争取来的很多课题分出去,并让别人当课题组组长。跟他工作多年的一位老教师说到这样的事很感慨:“老马呵,一点儿私心都没有,是真正为事业着想的人。他高尚的学术道德不是现在的学术带头人都具备的。”马祖光并不是把课题分给别人就不过问了,而是从立项、设计方案到解决关键问题,从中期检查到修改论文、发表论文,他都严格把关。哪个课题组有问题解决不了,他或是全力帮助,或是组织人马,集体讨论,以求找出最好的方法。教研室的老师和学生往国外杂志寄论文或者寄参加国际会议的论文,他都必须亲自审查,而且审查得非常严格,包括科学原理、论证过程、甚至英文翻译、语法习惯、标点符号等。他说:“论文不仅代表个人,还影响专业、学校,甚至国家的名誉。”他把自己的成果和经验看作是集体的财富。30多年来,他把归纳、整理、翻译的资料装订成册,谁需要他就给谁看,教研室每一个同事都有马老师的文献卡。马祖光夫人告诉记者说:“老马在家时,经常是不嫌麻烦地为别人翻箱倒柜地找资料。”马祖光多次对同事说:“对同志不该留一手,这是最起码的道德标准。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科学工作者应该有这种品德。”“共产党员在利益面前不能伸手”不管怎么说,马祖光也是一位在国内外鼎鼎有名的大教授、中科院的院士,所以,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在生活上是如此简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记者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马祖光的家在一栋上世纪50年代的老楼里,屋子里的家具简单、破旧,据说是前一家住户搬走时淘汰下来被马祖光接收的。房间里最多的东西是书橱里和到处堆着的纸箱里装满的书。“有床睡、有馒头吃,有衣服穿就行了”,这就是马祖光的生活标准。忆起往事,瘫痪在床7年的马夫人孙悦贞对记者说:“老马把全部力量都用在看书、办专业上了,他舍不得把时间和精力用在享受上。”马祖光大学毕业后来到哈尔滨,那时,哈尔滨的冬天室外最冷时达零下30多度。他妻子来哈四五个月,就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马祖光经常背着妻子去医院看病,而且欠了很多债。但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一句困难的话。当组织上了解到这些情况给他一些补助时,他坚决不要。马祖光评上院士之后,学院给他配了一间办公室,并且要装修。他听说后着急地说:“要是装修,我就不进这个办公室。”他不愿意用集体的钱来改善自己的条件。最后,在他的坚持下,只买了一台微机。孙悦贞说:“‘文革’初,全家三代人挤在一间仓库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只有一个炕,书架还放在炕上。老马个子高,睡觉时脚只能伸在书架底下。落实政策后,学校分给我们两间房。但分别在两个单元,一间是三家合厨,另一间是两家合厨,很不方便。后来,学校盖了一批新房,学校要给老马调房子,他却说,我再搬家是锦上添花,给别人是雪中送炭。他先是四处游说给实验室一位工人跑下一套住房,而后他又请求把调给自己的房子拨给另外一位同志。校领导说,这次是照顾有贡献的教授。老马急了,说:‘我是党员,不需要照顾。’”学校为他这样的老专家盖了一栋复式楼。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得到一套,安享晚年,但他拒绝了。至今,马祖光的家仍然安在这栋上世纪50年代的老楼里。“当年,我儿子从哈工大毕业,如果老马提出家里有困难,学校肯定能把儿子留下,可他就不去说,结果孩子分到了别处。”夫人说着泪水已止不住地往下流了,“他不愿麻烦组织麻烦别人,从来不提任何要求。”在德国工作两年,马祖光没观光游览过一次,没留下一张纪念照。两年的时间里,马祖光省吃俭用,竟吃了150多斤挂面,从生活费中“抠”出外汇一万多马克,全购置了实验资料和仪器。有人替他惋惜,他却认真地说:“出国的机会是国家给我的,出国的钱也是国家给的,国家也有困难,我不能用国家的钱给自己买东西,能节省的就要节省啊!”1981年11月,马祖光到北京向航天部领导做汇报,航天部把他安排在友谊宾馆休息。结果,第二天他就跑到航天部招待所去了,他说:“那里一晚住宿费几十块钱,太贵了!”航天部又把他安排在国务院招待所每天收9元钱的房间,第二天找他时又不见了,原来他又调换了个每天收5元钱的房间。老马生前出差经常是坐火车硬座,坐公共汽车,用国际会议发的奖金给实验室买设备,坚决不要航天部发给他的美元补贴。但又有谁能想到,马老的孩子考托福时,家里却连30美元的报名费都拿不出来。马祖光曾在一份总结中写到:“共产党员在贡献上是要区别于普通人的,要处处走在前面。在利益面前不能伸手。”“我要把一切献给党”在马祖光当选院士后,他首先把荣誉归功于党的教育和培养。马祖光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祖国的爱,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很具体,就在你的行动上,在你每天怎样做人、处世和对待工作上。我是1952年入党的,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把一切献给党!”马祖光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无愧为优秀共产党员,无愧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他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完美地演绎了这段肺腑誓言。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2003年7月7日晨。在连续多天参加本科生和硕士论文答辩后,马祖光感到很不舒服。老伴和秘书都劝他休息,可他却用尽全力扶着椅背慢慢站起,声音微弱却坚定地说:“我这把年纪,就像蜡烛要燃尽一样。今后能干一番事业的年头不多了,我这个蜡头不高了,我要尽量燃烧……我再去给学生们把把关!”马祖光坚持在秘书搀扶下又出了门。7月11日晚。在拟定了一份哈工大光电子技术专业教学计划后,马祖光打电话给王雨三教授:“老伙计,咱们要在教学上辅佐一下年轻教师,把他们带上来……我觉得有点儿累,估计身体不行了,假如我走了,没别的牵挂,一个是瘫痪在床、相濡以沫50载的妻子,再有就是对学科发展放不下心,实在放不下心……”2003年7月15日,马祖光到北京,拿着老伴的X光片跑到医院找专家会诊,却心脏病复发。马祖光终于放下了没有做完的光电子学科30年发展规划,离开了无限眷恋的光电子事业和热爱的学生、同事、家人。马祖光的生命之烛停止了燃烧。临别前,马祖光只说了一句话:“我感觉很累……”马祖光的确太累了,他终于可以休息了,可以永远地休息了。噩耗传来,每个人都愣住了,没有人相信,没有人愿意相信,那个一直在和时间赛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来没有节假日,以超人的毅力和工作量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技难关的马祖光,那个在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教育科研事业中,始终是“高瞻远瞩,瞄准前沿”、争取“要与世界科技界有同等对话的权利”的马祖光,那个开拓、凝练学科方向,引领创新潮流,在短时间内、奠定了学科在国内外同领域的地位,带出了一支科技领先的队伍,一批专业技术骨干、带头人的马祖光,就这样突然地永远地离开了他们,邻家粮店的老职工不禁顿足叹息:“好人啊,咋就这么走了呢……”一年后,哈工大学子们为他建立了网上纪念馆,直到现在,哈工大BBS网每天仍有很多人发帖子,自发地悼念他,为他“献花”、留言,深情缅怀他的非凡业绩和高尚品格。许多人发出同一个声音:马老师的事迹感天动地,怎么宣传都不过分。学术界泰斗、我国著名科学家王大珩院士说:“祖光院士是我国从事激光研究从基础理论导出现实激光成果的少数先驱者之一。”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同志对马祖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马祖光院士是我国著名光电子技术专家,长期从事激光介质光谱、新型可调谐激光和非线性光学及应用研究。他在该领域创造了多项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并对国防电子应用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为促进光电子技术的发展也做了系统的开创性的贡献!”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马祖光点燃的生命之光将生生不熄,永远照亮在人们的心中! (陈山/文图)

中国网 200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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