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性精神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朱德发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性精神》，于2000年立项，2003年6月结项。课题组成员有张光芒、贾振勇、徐文广、马立新、周海波、杨庆东、王颖、佘小杰、温奉桥。现将该项目成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摘编如下：
该成果试图系统而深入地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性精神，形成近60万字的学术专著，具有较强的开创性与创新性。
成果认为，总体上说，20世纪中国文学既是话语蕴藉的情感世界又是理性精神充盈的形象世界，故而构建起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世界各种样态的文本是形象的也是理性的。为勘探20世纪中国文学文本蕴藏的丰富深邃的理性精神，本成果不仅把理性精神作为研究对象也将它作为研究视野，以此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展开多侧面多维度的考察与阐释；所构成的不是完全以时间为序的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演变史，而是从20世纪中国文学丰富多彩的主题或题材形态中选取“启蒙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革命战争文学”、“乡土文学”、“婚恋文学”、“女性文学”、“通俗文学”、“哲理文学”等9种样态，由创作主体思维切入层层探询，宏观与微观结合，理性与非理性结合，既把蕴含在各种形态内的理性精神“挖”出来，又从涵义、价值、功能上对不同理性精神作出有见地的有深度的有创意的理论阐释。9种不同形态的文学形成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专章，前面由“导论”统摄与引领，形成一部逻辑结构独特、以论带史、以史彰论的别开生面的学术论著。
统领全书的“导论”重在论述“跨文化语境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对世界各个民族来说不存在有无的问题，而只有优劣、精粗、真假、善恶、美丑、新旧之别。”首先考察了理性的本源涵义，从西方“不同时期对‘理性'的不同阐释和用法便可发现理性这一概念的涵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内涵和外延相当复杂”，不过“理性的一般涵义应是跨文化语境的，是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对‘理性'的日常理解和一般用法”，“它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本体性的逻辑呈现、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对于理性最常见的说法有：“理性是人的思维活动方式，它包括概念分析、逻辑推理、整合思辩”；“理性是一种清醒的理智力量”：“理性是一种不朽的精神追求”；“理性也是各种原则原理、规范惯例，是一种限制或束缚自由的力量”，等等。随之，“导论”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作了辨识，即非理性主要指一切有别于理性思维的精神因素，不过在汉语中对“非理性”概念的理解含有两种有区别的意思：一是“外于理性的”非理性，它不是“反理性的”非理性，这一概念是指与理性不相容的排斥性的心理内容，即潜意识、幻觉、梦境等，理性对它既无法互容合作又无法加以理解，处于两极对抗状态，而“外于理性”正是符合文学艺术特质所要求的。其次联系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内涵，探询了理性精神的多样性，这是本研究成果着力突破的关键问题，也是其创新点和增值点。
“导论”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的多样性，首先取决于创作主体思维范式的多样性”；“20世纪中国文学流贯的理性精神主要有二：一是自然科学理性精神，二是人文主义理性精神”。所谓自然科学理性精神即“五·四”文学革命中被喻为“赛先生”的，它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解构与建构所起的卓有成效的作用是贯穿始终的。所谓人文主义理性精神就是“以人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原则，它的哲学基础就是惟人主义的人学本体论，它是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断追求，对真与善、爱与美的智慧永远追求的终极关怀的学问”。而这种人文主义理性精神流注于20世纪中国文学内涵至少应从这样一些维度或层面来发掘：以个体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理性精神，即现代人本主义的个体主义精神；以群体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理性与关怀，这种人文理性精神与以个体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互为一体的。而这种以群体为本位的人文理性精神在20世纪中国文学结构中主要有四种存在形态：“其一，以‘国民'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理性精神”；“其二，以‘平民'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理性精神”；“其三，以‘全民'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理性精神”；“其四，以‘人民'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理性精神”。不论科学理性精神或人文理性精神，都在互渗互补的过程中聚焦为强烈的光束投射进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不同形态。
最后，“导论”探索了理性精神与文学创作主体的一般思维与特殊思维的关系。就创作主体的一般思维而言，既有原则性思维又有以辩证法为核心的辩证思维，既有创造性思维又有系统性思维；就创作主体的独特思维而言，“一是洋溢着科学理性精神的求真艺术思维，一是充满人文理性精神的人本艺术思维，它们作为创作主体思维的相互为用的两翼翱翔于现代中国文学创造的艺术王国”，使形态差异互见的文学形态体现出不同的理性精神特质。
“人文理性与启蒙文学”一章的主要思路和基本观点是：人文理性精神是以“人学”作为进入“文学”的通道，并激活创作主体思维，由文化启蒙发展到文学启蒙，使启蒙理性精神超越政治而走向深入，理性不仅主导文本人物灵魂的塑造且规范启蒙的构思图式，《人啊，人！》则是以人文理性精神进行启蒙叙事的范本。
“政治理性与左翼文学”一章着重探讨政治理性与左翼文学的复杂关系，所持的主要观点是：左翼文学是“创作主体在政治理性思维制导下的文学追求”，既体现了“文人知识分子和政党政治”联姻的悲观史又体现出意识形态对左翼文学的理性规约，尤其在文学创作中政治理性得到充分展示。
“正义理性与抗战文学”一章的大致思路与观点是：抗战话语蕴含的正义理性精神对“文学创作主体思维模式”予以冲击和调整，使抗战文学文本“弘扬正义理性与民族解放意识”，正义理性精神成为塑造众多民族英雄的主魂，在二元对立的抗战叙事范式中贯穿着正义战胜非正义、人道战胜非人道的理性精神。
“红色理性与革命战争文学”一章旨在探讨“十七年”革命战争文学与“暴力革命论”（即“红色理性”）的深层关系。作者认为，在革命战争文学的建构过程中红色理性精神内化为主体心理统驭着文本创作，“红色理性规范文本主题意蕴”又“赋予人物政治灵魂”，使塑造的英雄形象“定型化”，理性化的宏大叙事成为红色文本的主导模式，《保卫延安》就是革命战争文学的经典文本。
“民间理性与乡土文学”一章的总体思路与基本观点是：乡土文学“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对乡村世界的批判，既是作家借助于现代理性精神的哲学批判，又是作家从乡村民间升出的民间理性的艺术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所具有的民间思想意义和审美特征，在民间理性与现代科学理性、人文理性的遇合，也是民间理性在现代社会的艺术升华。”从乡土文学创作来看，民间理性是“主体意识的深层理性底蕴”，它既规定着乡土文学主题的理性内涵又制约着乡土文学的叙事形式，也导致人物性格塑造的本土化与民族化特色。
“道德理性与婚恋文学”一章的大体思路与基本看法是：现代婚恋文学创作主体的思维理念大多徘徊于“现代与传统之间”，所形成的道德理性观不外乎“尊礼”的道德观、“尊己”的道德观、“尊群”的道德观和以人性为本的道德观，而这些理性渗透于婚恋文学世界便显示出“主要内涵的冲突性与深邃性”、“两性搏斗于情与理之中”，并且制约着文本结构的“婚恋叙事”。
“女权理性与女性文学”一章的运思与观点是：女性文学创作主体的女权意识是由现代理性精神激活的，它作为一种文化意识与审美意识作用于文学创作，既建构了丰富多彩的女性文学世界又塑造了多样多姿的女性形象系列，也规范了多种形态的女性叙事结构。
“世俗理性与通俗文学”一章的行文思路与主要观点是：通俗文学创作主体的世俗理性观与现代理性观既有联系又有冲突，在它的指导下营造的通俗文学的言情主题充满复杂意蕴，塑造的人物性格充满情与理的矛盾，建构的叙事模式也是“才子佳人”的变异，《玉梨魂》就是范例。
“非理性的‘哲理文学'”一章，也是全书最后一章，重在探讨非理性思潮影响下的文学文本也流贯着一种理性精神，行文的思路与观点是：通过对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深微辨析，指出非理性哲学的根本意义和出发点在于“重估一切价值”，“重感悟重体验”乃是非理性的主要思维方式，由此创造的文学文本“以揭示人生哲学为旨归”，在艺术上营造隐喻、象征森林，使现代中国文学作品增强了哲理意蕴。
成果为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精神探索辟出一条新路径、提供一种新思路，为重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重读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野、思维模式和价值坐标。
